二零一五年九月的一个周五，父亲从学校接我回老家。我本不愿意，一心想着回家玩电脑。父亲却说：“你大爷爷死了，骨灰从台湾寄回来，我们去给他上坟。”“死”这个字眼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，瞬间压过了玩电脑的念头。我没再出声，乖乖坐上了车。只是一路上心中都充满疑惑，从前似乎听父亲提起过爷爷的大哥身在台湾，但别的我一概不知。这位素未谋面的长辈，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？
回到老家，一切准备妥当，我、父亲、爷爷祖孙三代便动身前去祭拜。家族的坟都在对面的山上，一路上要走过好几段荒芜的田埂，两旁的稻田里如今生满了杂乱的野草。一边走着，父亲说起大爷爷解放前在国军中维修飞机，而我则满脑子想着：“那我岂不是还有台湾的亲戚？” 然而我自觉这问题似乎有些轻佻，没有开口，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。
到了山中，我们脚踩着经年的落叶，听着一路上“咔嚓”的碎裂声，不断跨过丛生的野草与朽烂的枯木，最后再爬上一段土坡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座新落成的坟茔。花圈尚且鲜艳，地上却已散落了几片“花瓣”。墓碑贴着黝黑的瓷砖，以古朴隶书阴刻铭文，再填上苍白的漆。黑底白字，平添几分肃杀。我望着墓碑出神，铭文上写着卒于二零一零年，那已经是五年前了。为何如今骨灰才辗转送回故乡安葬？
很快，父亲摆好供品，点燃香烛。我取出纸钱，引火点燃，火苗随着我的思绪一同翻腾跳跃，想象这位陌生的长辈，是如何在海峡另一头度过他的一生。
祭拜到了尾声，父亲奠酒，酒液顺着墓碑淌下，所过之处，黑白愈显分明。随后我们动身返家，我的思绪却依旧纷乱不休。
之后的几年里，我和父亲又谈到过几次大爷爷：1988 年和 1992 年，他曾两度回乡探亲。推算起来，他第一次回来时，太爷太奶已故去九年。他跨越了海峡，却没能跨越那九年的光阴。离家前的家人，这时也仅余二弟一人而已。真是造化弄人。第一次上坟时咽回去的问题我也终于问出了口。父亲的回答很简单，他在那边没有结婚。蒋介石带去了那么多士兵，小小的岛屿，没有那么多女性。
同样的故事发生过千千万万次，我时常能从各种地方读到国军老兵的故事。原来只当做历史课本中的注脚，当我发现亲历者与我血脉相连，我也愈发地在意这些故事。
后来在网上搜索那段历史，了解到蒋介石在台湾的“戒严时代”对普通军人颁布的限婚令——“不准退伍，不准结婚”。我突然理解了大爷爷为何鳏居终老。同他一样，当年的许多老兵，就是这样在军队中错过了婚育年龄。等到他们年事已高，被新征的义务兵取代而离开了军队，在这座离家千里的小岛上，一无土地，二无亲人，谋生尚且是个问题，又何谈婚育？这些人被赋予荣誉国民的称号，被承诺等到反攻大陆即分配田产，可现实让他们在无尽的等待中耗尽自己的晚年，远离故土，一无所有。
前段时间我又问起父亲有关大爷爷的故事。父亲问我是否记得老家门口的那口井？幼时我在一旁玩水，险些跌落，自然不会忘记。他说，大爷爷第一次回来时，路过这口井时说:“还是那个样子。”我又问父亲大爷爷说话口音怎样？父亲说，就像本地人。
不幸中的万幸，漂泊六十六年的游子，最终还是落回了大陆腹地，名为“黄花”的小村子。